我想不再用更多的篇幅介绍我们的英雄了，实际上也不允许我一一无遗的介绍，仅只战死的伙伴们的名单，便可以厚厚的写出一本书。他们，有些名字是三个字，有些是两个字，在那简单的三个字或两个字里面，却含着无限热泪。有一半以上死于毒蚊，犹如油尽灯熄，等到血被疟菌吸枯，人也不起。有一半左右则死于缅军和共产党之手，子弹洞穿他们的胸膛，鲜血淹没了他们痛苦裂开的嘴巴。我记得曾国芬父子，他们是云南缅宁曾家坝子的人，在反攻云南战役中，他们盛张筵席，招待村子里人民区政府区长以下五人，用甜言蜜语和酒把他们灌醉后，砍下头颅，举家奔向国军，可是，父子二人终于阵亡在岩帅，共军的机枪把父亲的双腿从膝盖那里打断，儿子背着父亲，沿着涧底向雍和那个方向狂奔，希望能赶上大军，后来，有看到他们的弟兄告诉我，父子二人双双死在山口，浑身是血的靠着崖石坐着，眼珠已被鸟鼠啄去了，是共军打死他们，还是冻饿而死，没有人知道。

    除了这些，我还可以说出更多的惨烈事迹，那些壮士们现在都像烟云一样的消散，唯一留在世上的，是那位于猛撒的忠烈祠里的一纸牌位，但四国会议后，忠烈祠拆除，牌位失散，便再也找不到他们曾经为国捐躯的痕迹，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气短，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！”我们这些百战蛮荒的孤臣孽子，根本不可能留名史页，也从没有想到要留名史页，同时，即令留名史页，又该如何？我们只是尽到做人的本份，用我们枯瘦如柴的骨骸，奠立大多人幸福的基础，然而往往事与愿违，生离死别，葬身异域，已使我们听到深夜鬼哭，而战果竟被人摘去，弄到目前这种境地，我似乎听到他们的哭声更加悲切。

    我在家里休养了三个月之久，鞭伤才告痊愈，本来用不着三个月之久的，但伤口普遍化脓，而医药又十分缺乏，政芬每天只有煮一盆滚水，凉冷后为我洗涤，孩子们随着妈妈守在床前，六只茫然的眼睛望着我红肿的背，深恐怕溃烂会穿入肺部，有时候，当我们有钱的时候，政芬便去买一点红药水为我涂擦。后来伙伴们在他们那每月可怜的两个老盾薪饷中抽出一部份捐给我，才正式延请医生治疗。

    我痊愈后，便决心再凑钱为安岱看病，孩子的笑容永远不断，但她那大而圆的眸子却不能灵活的转动，她不太会玩，因此她的哥哥安国也不喜欢和她玩，她只孤单的傍着椰子树，看她的哥哥和邻居的华侨孩子们追逐，一站便是几个小时，从不欢叫，也从不哭号，我隔着竹窗看过去，看见她无知无识的，得意的吮着小手，口水顺着肥胖的手腕流下来，我忍不住狂奔过去，把她抱到怀里，吻她，亲她，眼泪洒满了她那傻笑的面庞，如果能用我的心换取她的聪明，我愿把心挖出来，我愿为我的女儿死，愿为我的女儿作任何事情，只要能使她恢复往日的伶俐。

    在萨尔温江大战前三个月，我们终于前往曼谷求医，我和政芬，她拉着安国，我抱着安岱，从夜柿乘长途汽车去清迈，转乘火车去曼谷，我们坐的是头等车厢，这并不是我们有钱，而是，头等车厢的乘客最容易受到尊重，我们是中国人，却没有中国护照，必须藉着头等车厢的声势才能安全通过，在车子轻微的震荡中，眼前逐渐展开苍茫的平原，极目所至，全是稻田，风吹禾动，像是无涯的浪波，向铁路线汹涌而来，使我回到我那千里青青的梦中家园，政芬端坐在那天鹅绒的，足可以把身子全部吞没的巨大沙发里，不自然的搓着她那满是裂纹的手指。

    “我要唤回我当年的记忆，”她激动的说，“可是已唤不回来了，多少日子的蛮荒逃亡，使我忘记自己。”

    安国最为兴奋，他对每一件事物──包括前进着的车厢，呜呜的车头，涂蜡的地板，以及我们身上穿的竭尽力量购置的新衣服，和虽然太阳高照，却有点微凉的头等车上的冷气，他不断的向我和他妈妈问长问短。只有安岱憨憨地笑着，我当时的心情很好，我以为马上就可以把她医治痊愈。

    “孩子病好后，”政芬畏怯的提议说，“我们也住在曼谷吧！”

    我正在犹豫怎么回答，政芬接着严肃的说──

    “他们的眷属都是住在曼谷的。”

    但是，到了后来，她却自动的提出重返夜柿，曼谷是一个好地方，高级官员的眷属都住在那里，然而，就在那里，我隐约的察觉到非亲临其境便无法察觉到的不祥的阴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