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机起飞后二十分钟,忽然有一点异样,谁也说不出到底怎么异样,只有张复生将军发现右边引擎已经停止,那三个箭头的螺旋桨钉死在机翼上。他用手指给我,我刚看了一眼,机身便像掉下去似的陡的下降了二千公尺,之后重新被什么东西托住,机舱里立刻大乱,弟兄们跌撞成一团,政芬紧抓住我,我的头重重的撞到舱盖上,身上被摔的每一个细胞都发出刺骨的痛。
大家正惊骇的当儿,那位中国籍的副驾驶员出现了,他满头大汗,踉跄的走到张复生将军面前,要求紧急处置。
“将军,”他喘息说,“飞机发生故障,万分危险,请你命令弟兄们打开舱门,把凡是可以推下的东西统统都推下来,我们必须马上减轻重量。”
大家所有的简单行李,以及堆在舱尾的那些看起来像是救生圈的东西,全被抛出机舱,飞机沿着一条小河飞行,不断的跌下,又不断的挣扎上升,河坝上的鸭群被巨大的阴影惊散,我们可清楚的看到孩子们在追逐奔跑。引擎吼声里带着嘶哑,似乎随时都会着火爆炸,那巨大的机翼,似乎也随时都会撞到两岸的群峰上,我走到驾驶室,注视着那位正驾驶美国人和副驾驶中国人的后背,他们在忙碌的计算又计算,交谈着,询问着,我看不到他们的面孔,只看他们双臂上汗珠密布。
不知道经过多少时候──后来才晓得,只不过二十分钟,我们在泰国的彭世洛堡新修的机场,不顾红旗的阻挠而强迫降落,弟兄们从死神怀里复苏,那些百战英雄,一个个面如槁灰,有的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,对着那前来欢迎的机场上的泰国官员,张将军不得不宣布他们都患有重病,非被人抬着,不能行动。
就在弟兄们下机,闻讯而至的大批华侨和泰国空军负责官员还没有到达,还没有展开空前盛大的欢迎之前,我和那位副驾驶员在机旁有一段谈话,他告诉我,这架飞机已不能再用,必须另派飞机来接,他已有十三年的飞行历史,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意外,而且,再多半秒钟都不可能支持。
“驾驶员的技术不好吗?”我说。
“不,恰恰相反,幸亏是他的技术好,要不然我们早已撞成粉碎。我们超载的太多,这架飞机规定只可乘二十人的,现在却搭了五十人,而且还有行李,和把一头象放到一匹马身上一样,一开始就承不住。”
“但我们得救了。”
“是的,不知道是谁的福,我们才平安着陆,真应该感谢天上的主。”
“可是,”我说,“假使真正非撞山不可的时候,你和驾驶员会不会先跳伞逃生?”
“不会的,”他说,“我们一定和自己的飞机共存亡,不能把乘客丢在机上,自己却跳伞逃生,全世界的飞行员都是如此,不等到最后一个乘客跳出机舱,我们不能跳,这是我们的飞行道德。”
啊,我只知道这位副驾驶员是安徽人,却记不起他的名字了,但那是可以在他服务的公司查出来的,我对他有无限的敬慕,他的话像剑一样刺中我的心,我对我刚才悄悄跑到驾驶室,察看他俩会不会逃走的鬼祟动作,感到无比羞耻,我上前和他握手,当时我便决定,每一个行业都有他的道义,我一定要留下来,留下来重返边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