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段时间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,裹着军大衣站在二楼的阳台上,向着繁华的京城方向举目眺望,想着影片接二连三地遭到“修改”,又无计可施,心情巨落寞。
我之所以使用“修改”这个词汇,是因为在审查词典里没有“枪毙”一词,取而代之的是“修改”。“修改”有两种情况:一种是有期的,一种是无期的。前面一种是善意的,具有建设性的;后画一种则是兵不血刃,彬彬有礼地打入冷宫。
在我的导演生涯中,两种情况都有幸遇到过,经验告诉我,修改意见不怕多,30条也不可怕,越多越具体,越具体越好修改,也就说明只要听话,通行在即;怕就怕寥寥几笔行文,用词十分抽象,比如说:整体感觉有些消极,调子比较灰,缺乏正面力量的引导。看到这样的评语,所有的导演都会心里一紧,汗当时就下来了。我时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,按照这样的标准衡量,《红楼梦》、《围城》,包括戏剧大师关汉卿和老舍先生的作品都是应该好好“修改”